PG电子,PG电子官方网站,PG电子试玩,PG电子APP下载如果世界上两个最强大的国家都围绕相互敌视来制定自身战略，那么这样的世界势必伴随着军备竞赛、制度瘫痪及对气候变化、传染病大流行和金融动荡等共同威胁的忽视。在这种环境中，冲突极易螺旋式升级并失控。如果缺乏有效的防护机制，当前事态的发展轨迹很可能把两国社会乃至整个国际体系锁定在一种对抗受到管控、繁荣持续衰减、不安全感长期存在的困局中。在这种状态下，竞争本身成为目的，其代价不仅落在中美两国身上，也会由整个世界共同承担。

　　然而，这一发展轨迹并非不可逆转。未来几个月，双方在政治形势变化、现实经济需求以及战略疲惫相互叠加之下，或许迎来一个难得的窗口期，为稳定双边关系及“再正常化”创造条件。当然，这样的机会十分脆弱。作为长期观察中美两国的学者，我们亲历了近六十年来双边关系的起伏变化，也深知两国关系中始终存在对抗的阴影。但我们同样无法接受让又一代人再度步入一场新冷战。如果不及时采取深思熟虑的行动，惯性和竞争将占据上风，从而显著抬升爆发全球性对抗的风险。世界真正需要的，并非简单回到中美交往的传统方式，而是构建一种能把双方从危险边缘拉回的新型“正常化”关系。

　　目前，两国都以最坏的预期来判断对方。在美国，中国通常被界定为美国全球领导地位、技术优势、经济主导权及（西方）民主规范的首要和系统性挑战者；而在中国，美国则被广泛视为试图遏制中国崛起、以牺牲中国利益为代价维持“美国优先”霸权地位的核心力量。这种相互认知不仅仅停留在话语层面，而是深度嵌入军事规划、同盟与伙伴关系架构、出口管制体系及公共外交行动，并实质性地将两国锁定在持续的猜疑和应激反应状态中。即便是两国领导人之间的友好峰会，也难以扭转这种困局。

　　这一现实的严重性及其后果已在军事、经济和外交等多个领域清晰显现。例如，随着核力量与常规力量的快速现代化，以及太空、网络技术和人工智能赋能系统等新型作战能力的扩展，军事威慑已变得愈发复杂、难以预料且难以实现。这种复杂性将促使两国通过扩充武库规模、增加武器种类来对冲风险。一场急速升级的军备竞赛已然展开，为原本就高度紧张的局势增添更多不确定性，也带来愈发沉重的代价。与此同时，西太平洋地区海空相遇事件日益频繁，中美两军之间已发生多次危险接近。因误判、意外或危机升级而引发武装冲突的风险已不再停留在理论层面。一旦发生，这将是两个核大国、同时也是世界前两大经济体之间的战争。

　　基于上述原因及近年来日益紧张的安全关系，中美逐渐将相互依存视为脆弱性的来源，并在实践中将国家安全置于经济考量之上。大规模出口管制、产业政策和供应链重组已经压倒效率和增长议题，成为各自的优先事项。“脱钩”“去风险”“自力更生”等表述所反映的是一种更为广泛的现实，即两国都愿意承受巨大的经济代价，以降低对彼此的依赖。中美关系的经济支柱受到侵蚀，这不仅削弱了双边关系的稳定性，也加剧了全球市场的碎片化和不确定性。近期稀土贸易和高端芯片销售领域的动荡，正是其中两个突出的例证。

　　在文化与外交层面，如今互不信任塑造着公共叙事和外交政策定位。每年到访中国的美国游客人数，普遍被认为是疫情前水平的一小部分；如今在北京街头，西方面孔确实减少许多。学术与科研合作日益受限，2024至2025年间，中国学生获美国国务院签发的F-1签证数量下降了近27个百分点。美国一些州正在通过立法限制与中国教育机构的合作，中国的教育工作者也普遍对于和美方人士发起新的学术合作项目持谨慎态度。随着人文交流纽带的持续磨损，两国政府愈发倾向于从地缘政治和文明的维度来定义双边关系，从而将利害关系抬高到超越单纯政策分歧的高度，也使任何妥协的提议在各自国内都无法被接受。

　　此情此景，我们两人都曾亲眼目睹。我们都年近八旬，至今仍记得中美之间的敌意并非抽象的概念，而是真切的感受，体现在战争、意识形态对立以及人们对核毁灭的恐惧之中。对这一代美国人而言，朝鲜战争是全民性的心理创伤。这场战争强化了中国和朝鲜作为美国交战对手的形象。许多人失去了至亲和朋友。根据美国协会的统计，超过五万四千名美国人丧生。这场战争也确立了一种猜疑的政治文化，并在此后数十年持续影响着美国的教育、媒体和公共生活。在随后爆发的越南战争中，美国又一次与中国和苏联的盟友交战，延续了长期备战的状态。美国年轻人被迫直面大规模伤亡与道德迷茫。这场战争最终造成超过五万八千名美国人死亡，其中许多人是被征召入伍的。即便是那些未曾在这两场战争中服役的人，也生活在冷战戒备的规训之下。他们在学校里反复演练如何躲避核爆，并将“城市可能在几分钟内被彻底抹去”内化在认知中。

　　与之相对的中国同代人则经历了更为剧烈的动荡。朝鲜战争使新中国付出巨大的牺牲。上百万士兵跨过鸭绿江奔赴朝鲜半岛作战，国内重建急需的稀缺资源也被转移至战场。中国军队英勇作战，超过十八万阵亡，在多次战斗中击败美军。但如今中国人同样清楚，这场战争最终在开战的三八线附近形成僵局。越南战争期间，中国在越南、老挝和柬埔寨等地间接与美国交战，其代价同样惊人。根据中国方面的披露，应河内方面的请求，中国曾以秘密方式，分批向越南派遣防空、工程和后勤部队。1965年至1968年间，中国派遣至越南的军人总数超过三十二万。

　　如今有迹象表明，习主席和特朗普总统或许将迎来类似的历史时刻。首先，2025年10月，在韩国釜山举行的会晤中，两位领导人均强调双边合作及缓和中美关系，尤其是在经贸领域，尽管其中也附带了一些重要的限定条件。习主席表示，中美应当做伙伴、做朋友，呼吁双方着眼于长期的共同利益，让经贸合作继续成为稳定双边关系的压舱石和推进器，而不是绊脚石和冲突点。据新闻报道，中方同意恢复购买美国大豆，暂停稀土出口管制，并与华盛顿合作打击非法芬太尼走私。

　　同样有迹象表明，两国社会都希望从危险边缘后退一步。首先，两国公众舆论日益认为，当前的对抗代价过高。双方民意正趋一致，认为两国政府应将更多精力用于解决国内挑战，并减少或避免对外冒险行为。例如，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最近的一项民调显示，多数美国人（53%）目前认为美国“应当与中国开展友好合作与接触”，这一比例高于2024年的40%。与此同时，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于2025年12月发布的民调显示，中国民众对美国的态度正趋于缓和。在1至5分的好感度评分中，受访者给出的平均分为2.38分，较2024年的1.85分有所上升。（与此相比，2025年中国公众对印度的好感度为2.06，而对俄罗斯的好感度则从2024年的3.66下降至2025年的3.48）。

　　毕竟中美在当前及可预见的未来面临着共同的经济需求，即培育或重建强大且稳定的中产阶级。两国持续对抗，不仅使双方经济遭受重创，更将令这一共同努力付诸东流。在中国，这一态势在2025年10月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上表现明显。会议贯穿着这样一种观念：亟需重新激发经济活力，其部分途径在于采取更具韧性、较少僵化且不受外交政策干扰的经济政策。会议明确提出，中国应当“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与世界各国共享机遇、共同发展”。这一姿态令人联想到的改革理念，即安抚外部世界，汲取更多外部资源，从而集中力量夯实国内基础。正是推动的改革开放，使中国自20世纪70年代末起开启了持续四十年的高速经济增长。

　　特朗普政府的“美国优先”口号和美国人的“可负担性”（affordability）主张，同样反映出向内聚焦的取向。正如本届政府发布的《2025国家安全战略》所言：“美国像擎天神（Atlas）一样支撑整个世界秩序的时代已经结束。”这并不必然意味着美国将走向孤立主义，今年1月美国对委内瑞拉总统尼古拉斯·马杜罗采取行动便是明证。这是在表明，美国正寻求资源与承诺的进一步匹配，并把更多注意力放在国内问题（如生活成本、毒品、就业和通货膨胀）和周边地区事务上。在这样的政策权衡中，与中国对抗似乎并不符合逻辑。尽管特朗普政府在2017年颁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明确强调对华战略竞争，但其2025版《国家安全战略》淡化了对中国的着墨。一日暖阳并不代表寒冬已尽，但这至少是一个开端。

　　中国于2005年颁布的《国家法》明确规定大陆可能采取“非和平方式”问题的具体条件是：“‘’分裂势力以任何名义、任何方式造成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的事实，或者发生将会导致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的重大事变，或者和平统一的可能性完全丧失。”按照中国的法律与政治标准，目前海峡两岸的现状尚未符合这些条件。此外，尽管社交媒体上充斥着各种猜测和情绪化的评论，但中国大陆并未正式宣布对台动武已迫在眉睫或不可避免。相反，中国政府仍持续重申和平统一的主张，并强调其加强全面威慑——例如组织大规模环岛实弹演习——的唯一目的在于防止分裂。

　　尽管此类表态可能被视为流于形式的外交辞令，但其实际分量不容忽视。言与行皆举足轻重。2025年11月初，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宣称，日本可能在特定情况下介入台海冲突。此番言论在中国引发轩然。在中国人的认知中，它将日本与台湾更紧密地绑定在一起。中日关系随之明显恶化，中国正对日本施加经济和外交层面的压力。如果华盛顿能够重申其反对台北任何可能单方面宣布独立的立场，这不仅有助于消除中方的疑虑，也将向东京表明美国希望为地区紧张局势降温。

　　中美还可就大幅度对等下调双边平均关税水平展开谈判。关税和贸易壁垒正在伤害两国社会中最脆弱的群体，其随意的实施方式也在两国和第三方滋生腐败。虽然双方都认为自己是在运用经济杠杆来约束对方，但长此以往，关税和出口管制等工具将逐渐丧失效力，最终反而削弱自身经济实力。更为可取的方法，在于承认追求比较优势才是制定贸易政策的最佳出发点。这种路径并不意味着回到完全自由贸易的状态，因为两国都已划定一些危害国家安全且必须处理的对外依赖物项；不过，这确实意味着在符合国家安全与对等原则的前提下，平均关税水平应尽可能降至最低。

　　两国还可以采取措施，打破文化隔阂，引导人们更客观准确地认识对方社会迅速变化的面貌。例如，一些美国观察者预计中国内部会发生改变；与此同时，不少中国分析人士相信，中国很快将在经济、技术和军事领域赶超美国。但在现实中，这两种结果都不太可能出现。尽管如此，此类错误认知已经影响到双方的政策与行动，损害了两国的长远利益。如果两国对对方的认知不能通过现实客观的预判加以平衡，就会导致双方高估自身实力、低估对方能力，从而造成危险。